编辑同志：
我们读到今年4月19日《中华读书报·社科广角》的一篇题名《怀念王太庆先生》的文章（署名王宗昱）。该文的第四段谈到20世纪50年代某次批判胡适的会，有这样的文字：“我从他（指王太庆———引者）知道了一些故事，如汤用彤先生如何出席批判胡适的会议，会上侯外庐的学生如何将任继愈从椅子上揪出来再摔在椅子上，以此向汤先生示意。汤先生回来不久便中了风。……”
我们四位是外庐先生在五十年代的学生，读了上面的话，感到诧异和愤慨。我们从来没有听说发生过这样的事。我们当即打电话给任继愈先生，任先生说：“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显然，这里的“故事”是虚构，将脏水泼向已故著名史学家侯外庐先生。《社科广角》的编辑同志是否想到，应对这个“故事”做些对证的工作？只要打电话给任继愈先生和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就可以把事情弄清楚。编辑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是失职，客观上纵容了不良学风。
事实上，外庐先生生前和任继愈先生有深厚的学术友谊。外庐先生在编著《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时候，曾经让执笔者杨超向任先生请教，赞扬任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佛学思想研究上的成就。还要提到，去年（1999年）任先生看到张岂之写的一篇回顾五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文章，其中对外庐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在这个领域所做出的成绩进行归纳和阐述，任先生看了以后，立即写信给张岂之，信中有这样的话：“侯外庐先生对中国思想史、对中国学术史、对文化史、通史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年来学术界对他逐渐淡忘了，有的饮水忘源，很不应该。你的文章做得很对，……学术界如果任凭逢蒙射羿之风孳长，就是学术界的悲哀。”任先生的话是发人深省的。
应当指出，上述“故事”不能责备王太庆先生，因为王先生已经谢世，应当负责的是借已故者之口说三道四的作者（《怀念王太庆先生》一文的作者）和《中华读书报·社科广角》的编辑同志。报刊只有坚持实事求事的原则，才能办好。我们希望《社科广角》对我们这篇小文作出应有的回答。
此致
敬礼
何兆 武林英 张岂之 李学勤
2000年5月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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